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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优待俘虏政策在实施中的一些问题

  中共优待俘虏的政策演变及实践过程,呈现的是二者融洽的那一面。但另一方面,在瞬息万变的残酷战争环境中,”去留自愿”、”发放路费”等优待方针实际上是很难完全执行的。例如,”围剿”战争后期,革命根据地本身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战士与百姓都面临断炊的局面,此时前线将士就不太可能很好地去”优待”俘虏。此外,俘虏并非木偶,至少不会完全按照中共的设想去行事。有时,即便是真诚优待,俘虏也很可能心猿意马,更何况中共对俘虏还一直存有戒心。中共的优待俘虏政策与成效固然有所依据,但那只是真相的一面,或者说是真相中的”明亮”部分;在另一面,一些不那么”和谐”的面相被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事实上,俘虏的境遇也有比较悲惨的时候,中共对待俘虏的气度也并非一直都那么宽厚。过往研究囿于中共的宣传话语体系,多关注红军与俘虏的”良性互动”,相对忽视冲突的层面。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对往昔被忽视的面相做些探索。

  在多数革命者的回忆录中,中共与俘虏的关系通常都是”相见甚欢、其乐融融”。实际上,固然有一部分俘虏倾心归附,但”冥顽不化”的也不在少数。1930年4月,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报告称,吉安的红枪会屡次同红军作战,”我们历年向他们宣传、组织,不但没有成绩,而且吃亏甚大。被捉来的俘虏,待以酒食,给以路费,但他们走的时候,却说:你们不能打开南昌,我们不能归顺你们的”。后来他们再次侵人苏区,仍旧”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物件即抢”。俘虏兵不是木偶,关于红军的前景,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最直观地讲,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共能战胜国民党。鉴于此,”择良木而栖”,”死忠”国民党,或可看作兵士的”理性”选择。红色军医谢焕辉回忆,1932年安福工农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曾接收三四百俘虏兵,虽经政治人员苦口婆心的教育,但大部分仍不愿当红军,最后只能放回,但这些人回去不到一个星期,敌机就来用机枪扫射医院。很明显,放回的俘虏兵非但没有感恩,反而成了告密者。可见,俘虏并不是轻易就能驯化成功的。

  红军赖以吸引俘虏的不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而是”精神面貌”上的昂扬。这其中最让中共引以为豪的就是”平等主义”。不可否认,红军部队中的民主气氛的确给很多革命者留下深刻印象,也确实在吸收俘虏过程中产生过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平等”的吸引力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每个俘虏兵都会因此而加人红军。对一些头脑较灵活的俘虏兵来讲,精神层面的东西很难”迷惑”他们,他们最关心的其实是实力对比,是短期内天平往哪边倾斜,就像红枪会人员所言:不打开南昌,不能归顺。虽然中共凭借强大的宣传攻势征服了一部分俘虏,但对那些”有主见”、”有头脑”、”意志坚定”的俘虏,则难让其动心。可以说,当革命力量过于薄弱时,只靠”民主”、”平等”一类的精神因素,并不足以吸引俘虏兵投身革命。

  如果说俘虏顽抗是中共面临的一个困境,那么更尴尬的问题是,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优待俘虏的种种承诺其实很难兑现。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出身”等因素在革命进程中被不断强化,中共对俘虏的疑忌之心也随之加重,来历不清的俘虏极易成为肃反目标。返归革命的实践现场可以发现,俘虏受到的”优待”远没有政策中宣扬的那么优越,个别俘虏的处境甚至相当悲惨。

  首先,关于发放路费问题,红军有时就很难兑现。革命形势较好时,俘虏确能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钱财。例如,红四军曾给伤病俘虏发放过最高每人十余元的路费,熊寿祺在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对此有过详尽描述。据其称,”每次捉到的俘虏兵都是由政治部去宣传,他如果愿意在红军就留下,不愿的每人发五元路费(如果路远的就多发)给他,开一欢送大会送他回去”,”对于俘虔伤兵每名发十元钱,另外再发路费,把药上好用船送他出境,并派人去安慰他宣传他。”就当时情况而言,5元或10元是很大的数额,几乎相当于红军战士一个月的开销。在当时,红四军的给养是每人每日1角5分钱,零用钱在经济困难时每月发1元或2元,经济充裕时每月发4元。比照红军的整体生活水平,可以说,红四军对俘虏确实称得上厚待。其他苏区虽然没有红四军这么”阔绰”,但在经济好的时候,也能偶尔发2元到3元的路费。

  ”发路费”政策常被人们津津乐道,前文也已指出有时发放的数额确实不小,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提及发给俘虏路费的材料大多是命令指示或政策规定,并非实际执行情况。其实,政策指示更多表达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希望,一种理想的期待,在实践中并不一定能完全做到,尤其像优待俘虏这样的政策,既是对自家人的规定,也有说给外人听、做给外人看的意思,所以,一定程度上的虚夸在所难免。

  具体说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有时候红军自己都食不果腹,所以根本不可能精心优待俘虔。1931年3月,红一方面军总结作战教训时就指出,”部队战时给养多接济得不好”,”以致作战时有些部队两天没有吃饭”,因为食物短缺,”俘虏兵没有派专人去负责管理”,也没有供给他们基本的口粮以致俘虏兵整天没有饭吃(龙岗之役),对我们不满意”。俘虏没饭吃的事情其实很普遍,尤其到苏区后期,粮食供给极为困难,俘虏更是不可能受到什么优待。鄂豫皖苏区曾为节省粮食,甚至计划将大批俘虏秘密杀掉。1933年7月,鄂豫皖地区军事负责人称,留着俘虏当红军,他们不愿意;囚禁着他们,又空耗粮食。最后讨论决定,对顽强反共的俘虏,既不能留到后方做工作,又因为粮食困难不能囚禁不放的,唯有秘密杀掉。对此省委负责人不同意,认为国民党本来就宣扬俘虏被红军捉去即杀,如此一来,正落人口实,也会动摇士兵哗变的决心。但对解决俘虏的生计问题,省委也没有好的办法,只能任其自生自灭。需要指出的是,俘虏没饭吃是环境使然,并非中共刻意虐待。食物的极度短缺,严重限制了优待政策的实施。

  除路费问题外,政策规定的”不搜身”、”不打骂”等,在实践中也有偏差。红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金钱财物对他们的诱惑很大。红军士兵搜刮俘虏财物的事例屡屡出现。朱德即回忆,虽然规定不准搜俘虏腰包,但事实上搜腰包的举动时有发生。甚至有的士兵搜了俘虏,怕被人发现,便将其打死。例如,福建新编军第二师师长郭凤鸣之所以被打死,就是因为他穿着阔气,还戴着手表,被士兵搜刮后灭口。搜刮俘虏,多少能发笔小财,这对于经济拮据的红军战士来讲有很大的诱惑力,让他们完全遵守纪律、彻底管住手脚是很困难的。1933年3月,某次战斗后,罗荣桓就批评个别士兵在没收敌人辎重与俘虏财物时有”发洋财”的观念。更有甚者,直属总队某排长押送现洋到后方时,竟然在中途与战斗员私自分了一箱。大约在同一时期,湘赣省委也报告称,九渡冲战役胜利后,有不少士兵搜俘虏的腰包。

  其实,搜刮俘虏钱财,在稍前的北洋军队和同时代的国民党军队中都普遍流行。中共骤然改弦更张,虽然用心良苦,但效果并不佳。直到1936年3月,红军已转移到陕甘一带,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联名发文强调优待俘虏的政策,要求对于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从指示上看,俘虏似乎得到了优待,但问题是,就在同一文件中,批评红军战士”搜身、剥衣”等行为,且还举出诸多例证。通常情况下,政策越被频繁强调,越说明执行情况不理想。事实上,在很多文件中,都是一边强调要优待俘虏,一边举出种种”虐待”俘虏的反例。所以说,考察优待俘虏问题,或不能仅凭文件指示,尤其当一个政策是因”时弊”而发时,它越被频繁强调,说明问题越严重。

  如果说搜刮俘虏是中下层官兵的不自觉行为,那么有意扣押俘虏甚至硬拉进红军,则是苏区后期多数中共高层默许的政策。红军前期队伍较小,且多是游击战,人员损耗不大,补充也较为容易,所以对兵源的渴求并不强烈。但到苏区后期,战争规模扩大,士兵伤亡剧增,且红军又被限制在狭小的根据地内,因此面临极为严峻的兵员补充问题。为此,中共一方面运用各种办法动员乃至强迫苏区百姓参军;另一方面则打起了俘虏兵的主意。

  在官方文件表述中,优待俘虏的政策是”去留自便”。但实际上,”留”才是重点。在前期,中共挽留俘虏主要靠说服教育,基本上是秉持”自愿”原则,对教育动员后仍无意归顺的士兵一般也就释放。但到苏区后期,中共为补充兵员,开始出现”强留”俘虏的现象。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要求:”目前为了扩大红军的迫切需要,这回的俘虏兵一个也不放走,留红军中补充,大约人数有三千左右,除三军团留1500人外,以1500人补充四军和十二军。这些俘虏就即时编到各师去训练,在训练中再去挑出坏的送走。”此后,俘虏”去留自便”的政策便被搁置。后来中共对待俘虔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先由政治部人员集中训练,然后择优编人部队。1932年4月,红一军团在两次战斗中共获俘虏2359名,军团主帅林彪、聂荣臻即要求:”每军选精壮、无兵痞习气之俘虏二三十名编成一排或一班,但不得插人排内或班内”;老弱兵及排长以上干部交给军团政治部处治。在林、聂的报告中无只言片语提及释放。

  总览苏区文件,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往后期越强调留住俘虏,前期的宽松政策逐渐收紧,俘虏很难再像游击时代那样”去留自便”。1933年5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共捉俘虏1万余人,但后方政治部处理不得当,最后只留下3000人。为此,朱德严厉批评道:”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把俘虏放回,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再来打红军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可见,至少到第四次反”围剿”时,轻易放回俘虏已为中央所不许。

  强留俘虏虽然补充了数量,但并未有效增强战斗力。首先,俘虏本身并不容易被驯服,尤其当他们被强制留下时,更不可能为革命效忠,伺机逃跑是很常见的现象。据朱德回忆,井冈山开办红军学校时,曾利用俘虏当教官,强迫他们不许走,但后来这些人还是找机会跑掉了。1933年4月,湘赣苏区红八军报告称,从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两个月间,红军干部逃跑的共9人,排长以上6人,查其成分,全是原先白区的俘虏。除零散的个体逃跑外,以俘虏为主体的战斗部队也时常发生溃败及整体哗变,这对中共军事构成更大的威胁。1930年5月,熊寿祺曾报告,”四军在上杭时一次扩大了1000多人,成分又不好,尽是卢新铭的残部,一到东江打个转便跑光了,不但他跑了,他还影响到我们的旧部动摇。四军二纵队在上杭扩大到了2000,待到汀州时,只有900多人了。”

  除强留一般士兵外,红军对某些特殊人员也会采用一些特别的处理方式。比如,对传教士等外国人俘虏,一般都不轻易释放,以便用他们去与国民党交换被捕的党员。再者,对军官也不会轻易释放,因为军官身价不菲,可以用来做筹码去换取医药、粮食等军需物资。据李默庵回忆,第三次”围剿”期间,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某团团长刘嘉树被俘,为了营救他,李默庵派人暗中与中共联络,中共提出要一批战场急救药品,李送去整整26担药品,换回刘嘉树1931年鄂豫皖红四军俘获国民党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其家属亦托人与中共中央联系,愿意拿钱赎人。鄂豫皖红四军方面提出要20万套军装,岳家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以及西药。可是张国焘却变卦了,提出”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维峻组织反革命团体,将其枪毙。总之,中共对待俘虏的政策灵活多样,并不一定都遵循”去留自愿”的原则。

  井冈山时期红军对俘虏群体基本没有甄别区分,通常都是整体性优待。但到中央苏区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经验的增加,中共开始将俘虏分类,不同身份等级的俘虏,待遇差另_当大。1933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俘虏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对俘获的士兵、官长、政训人员,医生、无线电技术人员,应区别对待。具体处理原则如下:一、对工农出身的士兵应优待,争取他们参加红军。二、对从苏区边境逃出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弟等反动分子,”就不能照普通士兵对待”,而应把他逮捕起来,送回原籍,令”苏维埃政府考察与办理’三、对于官长,应该立即与士兵分开,下级官长(班、排、连长)没有特别反动的,宣传后释放出去,”不宜留在红军中工作”;营长以上的应”即刻拘捕”,”送上级政治机关依法惩办”。四、医生、无线电等技术人员,必须努力争取过来,不能轻易释放。五、白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最为反动,从宣传员到政训处长应一律捕送上级政治机关侦查审讯,”最后交司法机关惩办”。对俘虏进行严格区分,既避免了顽固分子屡屡同革命作对的弊端,又可将官长与技术人员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这应该是革命走向成熟的表征之一。昔日研究中的优待俘虏,都只是拿井冈山的事例为证,论说较为笼统。事实上,优待政策在红军后期明显更细致、更多元,不可一概而论。

  最后,就中共与俘虏的关系而言,虽然政策上规定不许歧视,要把俘虏与其他革命兵士同等看待,但事实上,正统革命者对俘虏的疑忌很深。早在1927年10月,苏俄就曾指示中共:”在国民党部队投诚你们时,要把将领和指挥人员逮捕起来,接收士兵要经过一定的挑选。”后来中共六大明确规定.对于投降的军队,应首先解除武装,其次要遣散不稳定分子。对于旧军官”须更调”,”凡投降革命的军队均应完全改编,决不宜优容不变”,应将旧军队拆散编人游击队或红军中,”如不克立刻做到,便应更动其军官,派政治委员严厉监视之”。此外,中央还曾明文规定俘虏不能担任党代表或政委。1928年11月,毛泽东报告下级军官伤亡大,所以俘虏兵升迁速度很快;但党代表伤亡多,就没有从俘虏兵中选拔。不难看出,俘虏虽然被革命吸纳,但也时刻被警惕。他们基本上被排除在党的权力系统之外。

  苏区后期,红军在战场上陷入困境,逃兵日渐增多,加之受肃反影响,俘虏兵受到的审查越来越严厉。中共审查个人问题时向来都有”查三代”的传统,历史污点往往是个体生命中沉重的包楸。不幸的是,俘虏兵恰恰都有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这导致他们在肃反中非常容易被贴上各种”反革命”标签。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在纠正肃反过火问题时就指出:在肃反过程中,不是以肃清地主、商人、富农为中心,而是笼统地提出”洗刷流很”,”同时又把白军的一切士兵当作流氓”。可以看出,在肃反中,很多俘虏兵因为出身问题被整肃,很难有辩白的机会。

  与中央苏区相类,其他苏区的归降分子也普遍遭受打击。1933年4月,湘赣苏区在肃反过程中”动员全军,实行检举运动”,着力打击阶级异己分子,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俘虏兵。鄂豫皖苏区甚至一度不许俘虏士兵当红军,”就是请求充当红色士兵的,也不教他拿枪,不是教他当伙夫就是当马夫”。革命者对俘虏兵的疑惧由此可见一斑。在湘鄂西苏区,据夏曦报告,肃反第一批抓捕的100余名军政干部中,首先是地主居多;其次便是叛变而来的白军。如从宝塔州叛变过来的张应南部和投降过来的江防队等,都是肃反的重要对象。

  俘虏兵遭受冲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革命性确实不如从战火中磨炼出来的工农兵;另一方面国民党有意派员冒充俘虏,窃取苏区情报,这更加重了中共对俘虏的怀疑。1932年4月,中革军委即指出,国民党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下,图谋派遣反动分子,伪装士兵在前线投降,到苏区内刺探军情,因此,嗣后各部队遇投诚国民党士兵,应一律按级转送红军总政治部考察,不得擅自留队。11月,湘赣军区发布戒严令,又特地提及此问题,称”敌人会利用其训练的走狗,如排长、连长或士兵等,借落伍开小差,当采买、做小贩、装俘虏,拖枪投诚等的名义,混人苏区做侦探”。所以,对”各地零零星星来投诚的白军士兵,如不愿在此工作的或无意工作的”,即送出境,”不准介绍进入苏区内地来,以免其窥侦苏区的情形”。12月,中革军委再次强调:对于白军俘虏与投降官兵,必须经过政治机关的审查与训练,绝对不允许任意补充到战斗队伍中去。1933年1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通令规定:收容俘虏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本来是各级政治部的工作,但保卫局一定应该于收容的时候,马上派得力干部到俘虏中间去做侦探工作,注意坏分子,以免间谍及反革命分子混人。上中级军官,一定要清查出来,由保卫局看守。可以说,苏区后期,从政治部到保卫局,各层级对俘虏审查都更为严格。战争时期,军事情报极为敏感,加上部分俘虏兵又确实存在一定嫌疑,他们成为肃反的重点对象也在情理之中。

  除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革命阵营中”正统”对”异端”的猜忌和偏见一直存在。中共对来自白区的叛变者向来不太信任,一般都不予重用,而且一旦革命内部发生动荡(如肃反),这些人又是被怀疑的首要对象。所以,虽然政策中有诸多规定优待俘虏的条文,但在实践中,俘虏兵与正统出身者很难被一视同仁。在一份有关考察群众人团的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正统”出身者与”异端”之间的差异。1932年6月,江西军区政治部关于群众入团的政策规定:一般的青年人员、苦力等,经过一个正式团员介绍,无候补期即可人团;白军士兵、职员等,须经一个人团2个月以上的团员或党员介绍,候补斯1个月,在地方须经区委批准,在军队须经团部批准;过去在白军中当排连长的,投到赤区,须经3个团龄8个月以上的团员或者正式党员介绍,候补期8个月,在地方须经县委或市委批准,在军队须经军团党委批准;在白区中当过营团长的,须有3个团龄1年以上的团员或正式党员介绍,候补期1年;在地方须省委批准,在军队须总政治部批准。不难看出,投诚人员若想进人革命组织,其路途相当艰难。

  理想的政策一旦进人实践多会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异。所以,研究优待俘虏问题,既要考察纸面上的规定,也要看到其在实践中的伸缩变动。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俘虏都受优待,也不是都无条件释放。战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中共必须因时制宜。

  平心而论,中共在优待俘虏问题上确已尽了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固然有人为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客观形势逼迫使然。虽然这些偏差的出现可以说是瑕不掩瑜,但也不能因此而刻意”掩瑕”。本文的意图即在于让”瑕”、”瑜”互现,还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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