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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20世纪时期中国的两次启蒙的误区以及跨越(三)

  诸多个人主义话语的歧义杂陈表明,”五四”启蒙运动只在否定的意义上具有”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这种批评对象的高度一致几乎是其唯一的共同点,而在”启蒙”的内涵、目的、途径、方法等方面显得混乱且空洞,缺乏肯定意义上”逻辑的一致性”。

  对群体利益的重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将”个人作为家族、群体、民族、国家、伦理观念的对立物,从而把个人的自由解放视为首要的任务”,总要给个体找一个皈依和从属的”大我”,”阶级”和”民族”在中国人创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过程中成为个人认同的两个重要类属”主体”,两者联手形成互补和互渗的关系。杜赞奇这样阐述”阶级”和”民族”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有必要把阶级视作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一种民族观。在中国,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像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家诉诸阶级――这个阶级包括整个人类或者所有被欧洲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民族主义,但其中仍然保留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的若干动机……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民族在国内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某个阶级的所谓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的。中国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旨在清除不受欢迎的阶级或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从而以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形象塑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民族的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30年代后期毛泽东上升为与列宁和斯大林齐名的最高理论家的地位,以及’中国模式’的革命运动的诞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民族特性便体现在由中国人领导的独特的阶级斗争的模式中。”

  这一经由阶级认同、力量集结、暴力争权从而组建民族国家所”拯救”和建构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也即从”五四”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文学表述上的最大特征是个人主义话语(个性话语)向阶级话语的转变、顺役和沉沦,”人”或”人的解放”等抽象和具体的个人主体性的诉求作为与”阶级性”对峙的”人性论”遭到批判,以”阶级”为认同标准的”人以群分”体现的是”敌我之辨”,多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人寻找和证明的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群体归属,”朋友”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远近亲疏划分出更加细化的以”我们”为中心的涟漪圈子。以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伦理架构在实质和形态上都十分接近以血缘远近为亲疏划分标准的宗法制伦理架构,几乎毫无变化的分合诉求及其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

  这在文学叙事中体现为清晰的人物设置的原则,以王小波的作品为例,在《寻找无双》中,作者借用坊吏——所谓的”基层工作者”——王安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名目变动不居、实质亘古不变的二元对立原则:”创世之初,世间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我们,一种人是奸党。到了大唐建元年间,世上还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依旧是我们,另一种依旧是奸党。……到了今天,世上仍然有两种人,一种还是我们,另一种还是奸党。……在这个世界上,冰炭不同炉,正邪不两立。一个人不是我们,就必然是奸党。”几乎同样的一段话出诸《我的阴阳两界》中的”李先生”之口——”自从创世之初,世界上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我们’,还有一种是’他们’。现在世界上仍然有这两种人,将来还是要有这两种人。”这种”人以群分”造成的你死我活的对垒阵营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可谓其来有自、渊源颇深。它的消极作用十分复杂,一方面,对”阶级”和”党派”的上下分等、内外有别的类似传统伦理格局的狭隘认识,使前者很容易成为后者的现代”别名”,阶级的伦理秩序塑造、编排了新的不自觉、不自主、不自由的个体。进而言之,随着两个阵营、两种观点不断审时度势、分合重组,使个中成员难以持守”自我”,或是暧昧、两栖的”蝙蝠”,或是失去”自我”定义能力的”变色龙”,而且,”这两种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互相带来灾难。”所以,只要个体面临此种”两分”的选择,便难免落入自我分裂的窠臼,如同《我的阴阳两界》中王二对小孙的存疑:”现在我才发现,她最起码不是个坚定的’我们’,甚至将来变成’他们’也不一定。”同样的怀疑也发生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对其暗中充当官府”间谍”的”情人”李二娘身上。显然,与动趋无极的”变”相比,个体的可变向度十分狭隘,可供来回跳荡的无非已经设定的两个阵营、两个圈子而已。

  应该说,从多元选择到二元对立,从众声喧哗到双声叫板,与其说是启蒙的结果,毋宁说是启蒙被误解和扭曲的结果,是启蒙的失败,它呈现出明显的”反启蒙”的特质。于是,历史绕了个实属必然的圈子,又回到”启蒙现代性”的起点,它的吊诡也在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一样,存在”态度的同一性”和深刻的内在分歧。关于二者的相似性,基本已成共识:”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最值得重视的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90年代以后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组合几乎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基本的脉络。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象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

  当”新启蒙”的倡导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走上”利益的分化”、”知识结构的分化”、”目标诉求的分化”等等歧途时,也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对人(既指抽象意义上的类属名词”人”,也指具体的”个人”)的主体性追求的偏移和背离。而”肯定人的主体性”曾经是”新启蒙”的起点,它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五四”启蒙运动的原初任务相接。”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所理解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所理解的人”,具体而言,”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存在,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是一个所谓’大写的人’,人就是其目的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本体论地位,在人之上没有更高的目的。这样的人,超越于家国、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唯一需要的是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我的本性。这是在审美和哲学意义上的人,是被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这样的抽离,不是偶然的,正是为了突出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性,突破传统的集权体制套在人身上的各种枷锁。”但是,80年代以高扬主体性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运动在其任务很难说完成的情况下,迅速”解体”,个人主体的重要性再次在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让位于国家主体,由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义和集体认同日益重要”,个人获取”身份”(包括政治身份、社会身份、职业身份等)较之”主体性”显得更为实用和迫切,而个人主体自由的问题也相应置换为”获得合法的、平等的身份资格”。于是,对如何获取才属合法、怎样的身份设置和利益分配方能体现平等原则等等问题的不同回答,又成为划分”我们”、”你们”、”他们”等”圈子”、派别的原初依据和聚讼焦点,个人主体的确立再次被身份问题所裹挟、延宕以至于日渐模糊、趋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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