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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晋西事变发生以及毛泽东的态度变化

  尽管多少有所准备,从中共中央到八路军总部对随后事变的爆发,仍然估计不足。就在事变发生前几天,彭德怀还很乐观地在延安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报告称:从五台,到北当,到太行山南脉,除八路军外,有”友军”决死队5万人,游击队约5万人。同时县以下政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我手中或进步分子手中,加入各种群众团体的民众达250万人之多,相当于晋察冀边区的数量,因而是比较巩固的。但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除了薄一波领导下的决死一纵队因预先清洗了亲阎的旧军官,同时又驻扎在八路军太北根据地附近,基本上没有遭受损失,晋西北四纵队事变后防范及时,损失较小外,二、三两个纵队,特别是它们活动区域内牺盟会左派控制的县区政权,都遭到沉重攻击,大部垮掉了。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还是北方局,或山西省委,都没有向决死队中的党组织发出过与阎锡山决裂的指示。这次事变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林会议后形势紧张,以致直接当事人高度敏感所致。

  综合已知资料,事情的由来首先触发于阎锡山的一纸电令。阎指示韩钧部与西路军各部一起,准备实施冬季攻势,要求韩部等于12月10日以前完成准备,15日肃清汾河右岸之敌,而后向汾河左岸进出。韩得令后,分析阎之部署,严重怀疑阎是要将二纵队置于日军与晋绥军六十一军之间,”如顺其令,势必落入圈套,全军覆没;如不执行,阎必加以’抗命’之罪,兴师讨伐”。左右为难之下,基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强调的斗争原则,韩选择了抗阎命不遵,率部脱离了原驻地,并于12月5日致电阎锡山,以”六十一军等欺我太甚”为由,说明他将率二纵队万余健儿单独行动,半月内不受任何命令。韩此举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阎锡山。他接电后认定韩钧这是带头反叛,遂严令所属各部”迅速集结兵力,讨伐叛逆”,并要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消灭”之。

  12月上旬,阎部新旧两军很快陷入全面冲突之中。虽然韩部很快就得到了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却还是勉强得以保存下少部分部队,而其原先控制的汾阳、交城、文水、离石等地区全部落入到旧军,即晋绥军手中去了。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驻扎在晋东南太南地区的三纵队及其所属政权。事变中,该部几乎全部被阎锡山的晋绥军所接管。其原先所在的太南地区,即第五专区下辖的12个县政府,将近10个都被晋绥军和国民党军摧毁和控制,只有专区保安司令部两个团,和游击十团的武装,大部保存了下来。该专区被捕、被俘和被害的牺盟会、决死队干部及中共党员,不少于150人,政委戎子和及纵队长颜天明等主要领导人,几乎是靠侥幸才得以脱逃的。

  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当时事变关系各方,无论阎锡山、国民党,还是牺盟会、共产党,都不能不顾及抗战大局,对事变采取了公开和秘密的两手策略。阎锡山于事变发生后即公开表示此系”平叛”,因而只是内部秘密通报重庆军令部,并小心请示应对八路军介入事变的处置方针。阎锡山当时提出两案:”(一)分汾东汾西,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二)就事论事,用政治方法解决。”他亦深知事变不宜扩大化,因而表示称:”前者有扩大之虑,后者有养痈之虞,究以如何处理为宜,请核示”。显然,蒋介石对此如何应对也颇感犹豫,迟迟未予答复,更未公开向八路军方面施压。在得不到重庆方面明确答复的情况下,阎锡山自然认为蒋尚无军事解决这类问题的打算,故不得不再电重庆,承诺称:在未得中央明令前,对八路军当”竭力避免冲突”,”决不以一区之事搅乱中央全盘计划”。

  决死队,亦即新军方面的反应,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令行事的。而中央军委这时主要其实是毛泽东在负责,故对此一事变的处置经过,很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应变指挥风格和政策策略考量的侧重所在。

  毛泽东最初得到韩钧所部决死二纵队受袭,196旅旅长等军官叛变,晋西南永和、太宁等县政府被摧毁的消息时,虽然看到”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认为晋西南、晋西北作为陕甘宁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因而提出”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予以有力的还击”,但还并未估计到事变会发展到全面破裂的危险,还特别强调八路军形式上保持中立的重要性。他提出,应”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八路军”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军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

  毛泽东12月上旬对形势的估计也还比较乐观。他认为:”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他相信旧军战斗力不强,新军有战胜的可能。故只是强调”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

  到12月中旬末,晋西南的形势明显对二纵队不利,同时又有报告说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因逮捕顽固军官,也出现严重情况。据说阎已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以武力解决之。到这时,毛泽东才下令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陈士渠部速向吕梁山增兵一团,”伪装或用一部伪装夹在决死队中”,协助韩钧部打击旧军。同时要求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或政委罗贵波以一人就近去帮助四纵队雷任民部掌握形势,如果新军确有失败危险时,可以有力一部伪装决死队参加战斗。但仍特别强调,”不给阎赵以口实,并在事后也不要承认我们参加了战斗”。

  毛泽东没有想到,从12月20日开始,晋东南决死三纵队在旧军孙楚部的压迫和引诱下,也接连发生了集体叛变的情况。决死三纵队的迅速瓦解,导致晋东南大部地区迅速陷于旧派之手,这让毛泽东一时极为震怒,以至于开始在电报中斥骂阎党旧军为”王八蛋”。得知八路军一部截击消灭孙楚部两营,他30日激奋回电彭德怀,果断指示:”望继续用此办法消灭一切叛军叛党,或全用我军伪装或一部伪装夹在决死队中。总之,不消灭这些王八蛋,不足以寒贼胆。”他并且还要求八路军对晋西南也要如此做。称:”吕梁山增兵一团望速来,非把吕梁山之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

  不过,毛泽东毕竟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衡量与阎锡山全面军事冲突的利弊得失问题。尤其是在晋东南方面发现有中央军大举介入的迹象,更让毛变得冷静下来了。而与此同时,他亦得到了决死二纵队与陈支队被迫撤出晋西南的消息。因此,就在他异常激愤地发出要八路军参战,非把这些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的指示的第二天,他的心态就开始冷静下来了。

  31日,毛泽东电告八路军总部称:决死二纵队已于27日被迫撤离晋西南,中央军在晋东南参战并准备随时增援晋西南,胡宗南一师已到宜川东南,蒋、阎有”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的目的,此举”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而此中关键,还是要确保晋西北不失。他要求,紧急出动贺龙所部两三个团,与决死四纵队及续范亭部联合作战,全力巩固晋西北的战略枢纽地位。

  对于总部就设在武乡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来等人来说,晋东南是八路军重点经营的另一个战略枢纽,也是创建另一个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因此,晋东南遭遇如此大的损失,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毛泽东12月30日的激愤情绪,其实也是朱、彭等人同样心理的反映。但是,毛泽东很快冷静了下来,朱、彭的想法却没有那么快转变过来。

  彭德怀在1939年12月3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蒋、阎事实上已经转向反动,故应对晋绥军予以沉重打击,应有不惜与国民党撕破脸的准备。随即,朱、彭即部署八路军重回太南,并要求各部对那里的晋绥军还以颜色,用严厉手段予以打击。然而,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再三告诉彭德怀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彻底消灭阎锡山旧军也是长时间事,迅速解决不可能。目前,”晋西北有贺、关率两个团去,可以保障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但晋西南情况已转为复杂,必须重新布置。一个选择是派人回去打游击;另一个选择是让阎占吕梁山大部,”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当然,他同意,晋东南已失之七县可选择无中央军之几县,消灭孙楚,恢复政权。

  直到1940年1月16日,我们仍能看到毛泽东赞同朱、彭争取夺回晋东南的电文。这是因为他担心,由于八路军基本控制了晋西北之后,”阎与中央会更结合,以夺取晋东南”。因此,对晋东南国民党军的进犯不能不坚决抵抗,”否则势必丧失晋东南”。但几乎与此同时,他却已经在考虑分化蒋、阎关系,以重回山西以往统战局面的需要了。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上就此解释说:”此次山西的摩擦,阎锡山在晋西南、晋东南获得两个胜利,占去十七个县,拉走决死队两个团。我们也取得两个胜利,取得晋西北七个县的全部政权,取得新军四十一团,(我们)这两个胜利比阎大。”因此,他明确主张要立即派人与阎锡山接触,争取妥协,和平解决事变。

  既然要争取与阎重建统战关系,对阎及其晋绥军的策略就必须要从武力反击,转回到协商妥协上去。因此,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对打回吕梁山去的提议已开始表示异议,说:”反攻晋西南会使我们处于进攻者的地位,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卫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同样,对夺回晋东南各县政权的方针,他也不很赞成了。他强调认为:”晋东南是持久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但目前只宜采取”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的态度,只宜做”防御的局部战争”。他的理由是:”现在山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关系)为好。”对阎及其旧军,要使他们有些希望,不要说他们是汉奸。”我们去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他告诉朱、彭等军事将领,根据已了解到的情况,”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故”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军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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