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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命伦理学探究

  通常都认为生命伦理学(bioethics)起源于西方,因为40多年前生命伦理学首先在北美萌芽,然后随着新兴的科技发展迅速传入欧洲发达地区。因此,生命伦理学主要以西方价值观和伦理原则为基础。如今,生命伦理学的观点通常由对特定国家文化价值和传统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倡导。但是生命伦理学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研究人员、哲学家和健康保健专业人员的抵制,他们认为在引进西方生命伦理学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其本土传统的价值体系。

  对生命伦理学发展的这一认识形成的观点被称作”出口理论”(story of exportation)。这一理论认为生命伦理学起源于西方文化,正在传入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认为生命伦理学倡导和助推了”道德殖民主义”(moral colonialism)。因此,将”生命伦理学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bioethics)或”全球化的生命伦理学”(globalizing bioethics)看作一种现象是合理的,这种现象被追求实证研究和对价值系统、文化和智力扩张等感兴趣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当作一个有趣的课题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

  根据”出口理论”,当谈及”全球生命伦理学”时会令人怀疑,全球生命伦理学意味着尚未经证实的普遍性观点,而这一观点基本上等于以扩张的方式传入西方伦理学和影响其他国家文化和传统的一些伦理学方法。”出口理论”和一种特定的有关生命伦理学起源的观点———”发明理论”(story of invention)是紧密联系的。

  该理论指出”现代生命伦理学实际上起源于美国”。在《生命伦理学的产生》(The Birth of Bioethics)一书中,生命伦理学家艾伯特·约恩森(Albert Jonsen)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生命伦理学是如何在美国产生的。约恩森对古老的医学伦理学转变为新的生命伦理学进行了历史性的描述,这也体现了他自己的理论。如同早期许多生命伦理学家一样,他也曾一直致力于从神学和心概念和原则,也将生命伦理学发展成为一个公共话语,将伦理争论和反思引入医院病房、学校、法庭和舆论中。但重要的是,这段历史阐述了生命伦理学是如何首先诞生于美国的,在约恩森描述生命伦理学的历史中提到另一位生命伦理学奠基人———丹·卡拉汉(Dan Callahan),他这样说道:”生命伦理学是在美国本土成长的产物”。

  由此看来,其他国家的生命伦理学是后来才有的,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早于其他国家。约恩森广泛而详细地描述了生命伦理学为什么能够,且或许只能在美国发展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些历史原因所致,如对医疗家长式作风的批判、公民权利运动的兴起、新技术的涌现、强调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盛行和市场意识形态的产生。然而约恩森认为,从深层次来看,生命伦理学产生的真正原因应该是美国的民族精神(American ethos)。他指出,这是伦理学的一种思考方式,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将很难理解。很显然,从生命伦理学的这种解释来看,全球生命伦理学这一概念,只能认为生命伦理学的全球化是对在美国发展的生命伦理学的一种延伸。然而,从本质上理解这种延伸有点困难,因为生命伦理学与美国民族精神是紧紧相连的。因此从这种观点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生命伦理学确是受到美国价值观影响的结果,只是将这种源自美国的生命伦理学与其本国的特征相适应。

  ”出口理论”和”发明理论”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分别阐述了旁观者和当局者的观点。重要的是,它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两种理论的倡导者都主要阐述了不同形式生命伦理学的差别:亚洲生命伦理学和欧洲生命伦理学(包括地中海生命伦理学、法国生命伦理学,甚至可能勃艮第生命伦理学),从而指出巨大的文化差异性。从差异性角度看,生命伦理学将主要以差异为中心,而不是关注共性。基于此,全球生命伦理学将主要关注不同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对其共性不予关心。它们几乎不能促成一些可能使全球生命伦理学有意义的、普遍性的共享价值。对于”出口理论”的支持者而言,这会有些冒犯,因为在他们看来,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这一概念只受一种提案的影响,该提案提倡西方价值观,否定非西方传统。它忽视了其他文化,也缺乏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为了成功地融入到其他地方,一个本质上从美国起源的生命伦理学将不得不根据文化和其他地区特征进行本土化。因此,对于”出口理论”和”发明理论”的支持者而言,基于普遍价值观的全球生命伦理学是不受欢迎的,且不可能受到欢迎:要么滥用,要么无用。生命伦理学必须是起源于本土并且有本土的适用范围。它不能脱离其独特的、本土的起源,必须根据本土特性而保持特色。因此,两种理论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如果生命伦理学的确源于西方,那么它不应当,实际上也不能被传播到其他国家,至少不能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进行传播。

  当今没有人愿意被人认为是扩张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生命伦理学家也不例外。而笔者对全球生命伦理学却持有不同的观点。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有很重要的起源,然而在探索生命伦理学起源过程中还需要更多历史性的研究。无论准确的生命伦理学历史起源是什么,目前生命伦理学已经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生命伦理学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人类不仅仅是欧洲人或亚洲人,也是世界的公民和全球道德共同体(global moral community)的成员。生命伦理学对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是拿来的或强制实行的,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普遍的框架去解释和管理正在经历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涵盖了目前所有的国家和文化。然而,这个框架的解释和应用必须依据当地的环境。因此,现代生命伦理学必须被认为具有全球性质和本土特征的特点。从这点看,本土特征和起源本身并不影响普遍的有效性。无论如何人们也许通过追溯准确的思想起源的历史研究发现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是错误的,但是这些发现将不会影响规范的普遍性。规范的起源也不会影响其普遍性或缺少普遍性。

  1 生命伦理学的由来

  20世纪70年代早期,知识话语中出现了”生命伦理学”这个词。沃伦·莱西总结出这个词有两个出处,一是出现在范·伦塞勒·波特(Van Rensselaer Potter)的书籍之中,二是安德烈(Andre Hellegers)在肯尼迪学院创建初始创造了该词,这两个出处几乎于同一时间出现。然而,1970年秋季波特在一本期刊杂志中已经使用了”生命伦理学”一词,数月之后他的《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Bioethics:Bridge to the Future)这本书才面向公众,又过了半年肯尼迪学院才得以创办。

  ”生命伦理学”这一术语很快被采纳,并且被广泛使用。例如,1973年,丹·卡拉汉发表的”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生命伦理学是一个理想的术语,可以去引导建立新的运动,除了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它意味着是对其他众多学科领域的专家都开放的一个全新的学科。最近的一个观点很有趣,认为”生命伦理学”一词实际上在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创造,这一观点否认生命伦理学是在美国产生的。

  1927年,德国牧师弗里茨·雅尔(Fritz Jahr)在一本出版物中介绍了”Bio-Ethik”这个词[7]。他描述的生命伦理学的概念是广泛的,以尊重人类和宇宙中的其他生命有机体为基础,这与同时期的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倡导的”尊重生命”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称他为”生命伦理学的奠基人”有点言过其实。毕竟,他的工作大部分被人遗忘了,而且他使用的这个词也没有产生影响。但至少他是一名先行者,表明一个新的思想总是要经历一段历程,正如雅尔自己承认他的观点也是借鉴别人的。

  波特(1911年~2001年)在美国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大学麦克阿德癌症研究实验室担任肿瘤学教授50多年,是一位狂热的科学研究者。他认为肿瘤学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它不能仅从个人和医疗角度出发。在解释癌症的病因时,从个人水平和医疗角度之外去考虑是有必要的,因为癌症时常与生活方式及环境影响相关。

  20世纪60年代,波特开始发表一些有关癌症研究之外的论文,例如,关于人类进步的概念,科学和社会的内在联系以及现代社会中个人的作用。这些论文被收录在他的第一本关于生命伦理学的着作中。正是他所从事的癌症研究的局限性促使了他后来研究范围的扩大,譬如,细胞突变的研究只为复杂的肿瘤问题提供了有限的解释。波特注意到研究虽有些进步,但离消除肿瘤的目标还很遥远。他认为人们可以获取”小的胜利”,而不要期待很快就有所突破。消除痛苦和治疗水平的提高,体现了医生个人水平的进步,但就整个人群而言,通过对肿瘤的预防,如限制吸烟,则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波特指出,长久以来他将注意力放在肿瘤的研究上,使他不能够意识到更加重要的问题。他承认,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寻找并且开始对”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产生兴趣。虽然波特没有系统地讨论它们,但他列出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如人口、战争、污染、贫穷、政策和进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这些问题危及人类的生存,而且这些紧急的事情也使他对未来的担忧与日俱增。因此波特认为,一门新的学科———”生命伦理学”的出现是必要的。

  2 一门新的学科

  波特认为,”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将科学和哲学联系起来的新学科。这门学科的目标就是使人明智。在生命伦理学第一本出版物中,他已经定义智慧是为了人类生存和提高生命质量,是”教人如何使用知识的知识”。生命伦理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是生物学知识或生物体系科学(因此用”bio”),另一方面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知识(因此用”ethics”)。明智以行为为导向,并且指导行为。当可能的政策决定出现争议时以及不确定该做什么、什么是优先的,生物学知识必须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科学(生存科学),因为它正在使用科学的方法验证思想,即与同行的交流、实验验证以及与先前调查所知的比较研究。思想应该被检验和证明。它们不再仅以内省和逻辑为基础。生命伦理学的新颖之处在于方法的跨学科性。我们应该跨越学科的界限去寻找”经客观验证,对未来人类及子孙后代生命质量提高有意义”的思想,这正是波特所描述的生命伦理学使命。

  在波特第一本生命伦理学着作的前言中就强调他想要为人类的未来做贡献。他指出,未来处于危险之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即科学和人文,彼此间没有交流。这一思想已经在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的着作《两种文化》中阐述了。

  斯诺说,一种常见的文化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丢失了。这使得人们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问题,显得特别棘手。在波特的书中,他试图针对这个挑战给予回复。生命伦理学这门新的学科的创建为这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桥梁。

  3 在错误轨道上的生命伦理学

  波特对”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上和公共话语中快速传播感到非常惊讶。然而,他也发现”生命伦理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将伦理专家的活动与传统医学伦理学划分开来,并没有将他已经倡导的真正的新方法融合进去。他谈到,尽管使用了”生命伦理学”这个词意味着创新,但伦理行为与以往一致。在波特介绍”生命伦理学”这个术语数年之后,他 开始 区 别”医 学 生 命 伦 理 学”(medicalbioethics)和”环境生命伦理学”(environmental bioethics)两个概念。

  ”医学生命伦理学”这一术语预示着生命伦理学运动自1970年在乔治城肯尼迪学院的领导下正在迅速发展。运动的方向与波特原始的生命伦理学概念却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医学伦理学的分支”,它关注医学问题和医疗技术。

  首先,它主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医疗技术的应用探讨如何增强、保持和延长患者的生命。第二,它主要对医疗技术干预的短期效果以及我们当前个人寿命延长比较感兴趣。第三,它与社会、文化和人类生命的政治环境决定因素无关。相比之下,”环境生命伦理学”以一个长远的视角和关注人类持续生存为特征。此外,在”环境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医疗、健康保健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波特承认医学生命伦理学比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方法多一些。譬如,它关注新技术,尤其在掺杂错综复杂伦理问题的再生医学领域。但他认为,要想解决人类目前基本的、紧急的伦理问题,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贫穷、暴力和战争,医学生命伦理学还是有些局限的。他认为这些问题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导致波特对未来感到担忧。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波特认为,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考虑。这就是他首先介绍新术语”生命伦理学”的原因。既然这个术语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在使用,那么它就不再引起对一种更广泛、更大范围的方法的需要。因为没有超越医学的范围,生命伦理学没有产生新的视角和新的体系。

  波特认 为,医 学 生 命 伦 理 学 需 要 和 生 态 生 命 伦 理 学(ecological bioethics)结合起来,以及结合其他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伦理学形式,如农业伦理学(agriculturalethics)。生命伦理学所有的这些方法应当融合成一种新的综合的和跨学科的方法,叫作”全球生命伦理学”(global bioethics)。

  4 全球生命伦理学的由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特开始使用新术语———全球生命伦理学。它的目的在于将生命伦理学的不同方法组合成一种统一的、广泛的方法[13]。1988年,波特出版的第二部生命伦理着作《全球生命伦理学———建立于利奥波德的遗产之上》(Global bioethics———Building on theLeopold legacy)中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12]。在这本书中,他强调生命伦理学的生态学视角,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于他 以 前 的 大 学 同 事 奥 尔 多 · 利 奥 波 德 (AldoLeopold),利奥波德是一位美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先驱。他主张在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伦理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伦理学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阶段:还未出现,伦理学将要处理人类与其所处环境(即土地、动物和植物)的关系。波特确信全球生命伦理学的产生预示着利奥波德伦理学的第三阶段的出现。在用全球视角联系生命伦理学的过程中,波特借鉴了皮埃尔·忒拉德·德查丁(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年~1955年)的想法。在波特早期的出版物中,他参考了德查丁的作品,并解释在1964年他开始研究德查丁的哲学。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广泛地介绍了德查丁,后来被收录在他1971年的专着中。按照忒拉德的说法,由于”地球的联通”(表现为沟通更加便捷,国际旅游常态化,经济交流网络化)以及在”精神领域的相互渗透”(表现为人们相互联系的增加以及全球一体化意识的增强),随着这一步伐的加快,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整体化进程当中。一个全球的共同体将会出现,德查丁说,这不是因为人类将接受同一个真理或追求同一件事情,而是他们逐渐意识到彼此间的依赖和共同的命运。

  二战后不久,德查丁写到即使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偶然重现影响着整个文化进程和全球的社会进化,对个人而言是灾难,却快速地推动我们形成一个以人类团结为基础的整体,也被他称作”人的全球化”(planetization of mankind)[15]。对德查丁而言,充满挑战的是从新的视角描绘从科学成就中产生并且考虑了人类作用的世界。德查丁认为进化概念是这项努力的起点。这个概念不仅与生物学相关,也可阐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问题、生活和思想。进化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它通过人类进步,一定意义上不会出现新的超人类的生物物种,而是它在人群中产生错综复杂的事物和意识,一种”极端的人类”(ultra-human)的阶段。

  在德查丁看来,人类正变得越来越统一、越来越相互依赖,而且更加注重彼此间的合作。人类会演化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目前,人类已具有有效手段去促进交流,距离阻碍很容易克服,国与国的界限变得不重要了。因此,这使得了解别人变得从未有过的容易。复杂的差异性变得逐渐地统一,人与人之间一种逐渐增强的团结感在进化过程中促成了世界人类道德共同体的形成。人口增长的同时,地球的表面却没有变化。因此,人类有责任进行密切的合作,”只有联合,我们才可以进步”。

  波特意识到德查丁和自己一样重视人类进步中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他们一致认为,人类进步是共同的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建立最美好的未来,达成目标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生物科学和人类价值观联系起来。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如人口过度增长和贫穷必定影响到整个人类。生命伦理学的目标是全球范围的,因为人类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生命伦理学的方法是全球的,一定意义上为了方法的持久性,它们融合了所有可获得的智力资源。波特认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结合了两层”全球化”的意思,第一,它是全世界范围的伦理体系;第二,它是统一的和广泛的。

  5 当代全球生命伦理学

  波特的观点现在还是完全有效的。全球生命伦理学是真正的全球范围的。它不仅超越边境,而且涉及到整个地球。生命伦理话语也不局限在跨国界的领域(如欧盟),而是有一个更广阔的范围。现在生命伦理学与所有的国家相关,并且考虑了人类所有的忧虑。尽管生命伦理学可能主要起源于西方国家,现在已经延伸到全球层面并且和全球相关。一方面,传统的生命伦理学问题遭遇新的挑战。随着发展中国家临床试验的引入,知情同意的概念遇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全球市场的存在导致了新的问题产生,如器官买卖、医疗旅游、贪污腐败和生物恐怖主义。即使这些问题只存在于一些国家,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将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联系要么加剧、要么减少这些问题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此只是一般国家立法和规则是不够的,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和行动。一些问题,如疾病大流行、营养不良、饥饿和气候变化都需要全球性合作的政策和行动。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道德价值观会不同,但作为一个世界共同体,相同点还是可以找到的。波特关于”全球化”的第二个含义指的是生命伦理学更加包容和全面,将传统专业(临床和护理)伦理学和生态学的关注以及更大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由此看来,这就明确地意味着,当今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并且影响着每一个人。首先,它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全球问题,如贫穷、气候变化和健康保健的不平等只能通过获得和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来解决,必须建立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其次,它要求用不同的观点来解释和理解复杂现象。全球问题不再只是通过单纯地、独自地从西方或东方的角度就可以解决了,通过单纯地引入和运用西方的药物,治疗效果将不会提高。在全球生命伦理学中将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对其加以解决,同时还需要引入实证研究和哲学分析。

  6 一个跨文化的道德框架

  对全球生命伦理学的两种特征已不存在争议:生命伦理学已经是全球范围的,而且是广泛的。它运用的方法是跨学科的和综合的。此外,有许多新的伦理问题被提上日程。然而,存在争议的是:全球生命伦理学应当建立一个有关伦理价值和原则的跨文化框架吗?存在一定意义上为全人类所共享的全球价值和原则吗?沃伦·莱西已经指出,全球生命伦理学使用了一种”广泛的方法视角”。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视角不仅是指地理上的扩大,而是全球范围的一种现象(它们不再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文化或社会特征),还需要全球力量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不等于认为有一套适用所有地方的国际基本价值观。

  在不同国家,我们有相同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地方遵循同样的伦理方法。然而,全球维度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与国内价值观相联接的常用方法和伦理框架。在寻求可以全球共享的道德观时,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因此,生命伦理学很快和国际法律,尤其是人权法律联系起来,这些有相似的全球视角。人们对可以跨越文化差异的普遍的伦理理论充满了怀疑。它们激发发展中国家有关人士给”出口理论”赋予一些新的内容并且提出对 “道德新殖民主义”(moral neo-colonialism)的控诉。其他的生命伦理学家怀疑普遍的理论对文化的差异能否做到公正。当然,共同的价值和原则框架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是否可能令人满意,应该有理论上的讨论。然而,我们正在见证全球生命伦理学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快速发展。全球化表示一种朝向更独立和综合的运动,或者如德查丁所说的”全球化”(planetization)。

  既然生命伦理学的全球化只是更加融合过程中的一小部分,那么认为生命伦理学以一个独立的实体变得全球化将是错误的。正在进行的生命伦理学的全球化与医学研究、卫生保健的全球化是紧密相连的。只要引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或承担国际临床试验,生命伦理学话语就会自动出现。这不是说全球化的生命伦理学是”强加的”。毕竟,在新的本土环境下引入任何国际或全球道德框架通常都可以很快和本土水平的伦理领域衔接。遵循目前的全球化研究,这个观点说明全球和本土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许多本土的事件受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影响,而全球的事件通常受到本土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因此,全球化不仅仅只是全球文化主导本土文化的过程。两者之间是没有对立的,相反,它们似乎可以很快彼此获益。全球道德框架和伦理话语的产生不是对当地伦理产生压制,而是为它们创造机会寻求普遍的表达。许多当地的团体在本国没有优势,却可在国际平台上重塑自己的地位以呼吁人权。

  将全球生命伦理学视为”殖民”势力的思想并没有考虑全球和本土之间的交流。此外,它也低估了现存的本土价值体系的力量。因此,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解释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如果全球化被认为是重塑、毁坏和推翻当地生命伦理学不可抗拒的过程,我们将遭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很难识别和控制,使我们的文化变成一致并且转变我们独特的身份和价值。因此,全球化主要是被动的忍受。

  如此看来,全球生命伦理学将以”共同”的价值和原则去主导当地的价值体系。相反,如果一个人重视全球和本土水平的辩证关系,那么他会认为许多全球化的现象是起源于本土的。根据这一观点,每一个人都参与全球化: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化是它本身由本土发展而来的。因此,全球化不是被动地经历而是在许多情况下积极地由本土水平的居民团体、中介和机构推动。这样看来,全球生命伦理学并不是指正在超越各种文化伦理价值和原则,或从外界强加于它们之上的伦理价值和原则,而是和本土价值体系交流产生的全球价值。全球伦理框架源自于世界上不同民族快速增长的多种多样的联系。

  7 普遍原则和本土传统

  在伦理学全球化的争论中,Kymlicka已经指出全球伦理学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层次是它有一种自立的国际人权话语,确定了一套最低限度的能够被大家同意的标准;第二层次是有许多不同的伦理传统。这些”本土”传统确定了超越和在人权之上什么是伦理的必须。这些同样的差别可以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所用。一方面,有一套最低限度标准与传统和文化相符,它在国际人权语言中表达并且制定成特定的生命伦理学法则。另一方面,有许多努力去阐述在特定宗教和文化传统背景下的更加具体的生命伦理学标准。这些传统的成员也在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将他们的观点引进全球争论中,所以全球和本土的辩证关系也帮助建设和产生全球生命伦理学。因此,全球生命伦理学普遍原则是连续的、多边的结合,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结果。共享的全球生命伦理学话语的建立方式已经被阐述了,例如,1993年在世界宗教大会的活动之中,来自40多个宗教的大约200位领导人签署了《通向全球伦理》(Toward a Global Ethics)的声明。

  这个声明由德国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起草,宣布不同宗教分享共同价值观,如尊重生命、团结、宽容和平等权利[23]。这个文件对于展示世界宗教共性而不是指明差异性具有重要意义。另一个例子是《世界生物伦理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Bioethics andHuman Rights)于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所采纳[24]。准确地说,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原则框架的要求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他们害怕随着医学科学和研究的快速进步及全球化,不能充分地从进步中获益和遭遇太多危害和危险。一个主要担忧是国际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的努力会依据两个标准前进,以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会得到标准的照顾,并且在临床试验中得不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伦理保护。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去建立一个全球的规范框架,这个框架表明全球生命伦理学原则不一定是由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施加于其他国家之上的。它们的发展也有可能是由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激发和控制。

  通过两年的协商,191个成员国对声明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国家举行了许多活动,在许多国家如立陶宛、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都组织了专家会议。在拉丁美洲、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召开了区域会议。许多国家的专家设计了问卷或是写了评注和建议。有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在针对一些特定的伦理问题如堕胎、安乐死和干细胞研究的共识上,想要达成一致意见还存在很多困难。不同国家的官员代表与不同文化、传统和宗教代表同意了15项全球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准则。这些准则包括比彻姆(Beauchamp)和丘卓斯(Childress)的四项原则以及其他原则,并且似乎在非西方国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团结、社会责任和利益共享。其中,原则之一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唯一不可否认其他原则的原则。换句话说,一个侵犯人尊严的健康保健行为通过尊重文化差异性原则不可能被认为是公正的。

  对知情同意的争论可以阐明这一点。尽管已达成共识,知情同意是一项基本原则,但仍有人认为在不同文化中知情同意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许多非洲国家,公有社会制度强调了群体和部落的重要性。因此,在卫生保健和研究决策时,整个群体讨论问题,首领最后决定政策的制定。许多阿拉伯国家中丈夫经常做重要的决定,而不是妻子。然而,知情同意原则最终要求相关个体无论什么特殊文化背景都需要签定知情同意书。根据《宣言》,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知情同意原则,这一原则正是建立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原则的基础之上。然而,在特定环境下,当地价值观和规范起到重要作用,在应用知情同意原则时存在差异。例如,在北美知情同意掺杂许多官僚主义。在一些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地区和非洲,患者需要签署大量的文件,文件上的文字只是文字,即使是在上面签了名字,也未必可信。

  8 全球的道德共同体

  全球生命伦理学框架的建立标志着”全球道德共同体”的开始。在保护未来世代新原则和代际公正的争辩中也有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宣言》将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和确保人类未来生存的需要联系起来。波特的全球生命伦理学概念中也提到了同样的忧虑。全球道德共同体的概念进一步通过利益共享原则被引入到全球生命伦理学中。这个新原则在生物勘探(寻找和搜集可能被运用于开发新药的自然物质)的情形下是重要的。有着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本土居民的资源和传统知识很快被西方公司据为己有,他们制造新的可获利的药物却没有补偿当地的居民。与此背景不同,利益共享原则被倡导以消除不公正。这些新的争论实际上是指一个更基本的领域,这个领域以”全球共同体”和”世界道德共同体”为主。在这个领域中,这两个相关的观点都取得了进展。一种观点强调全球共同体不仅只包括人类,还包括所有的生物。扩大了传统共同体的概念,将非人类生物也包括其中。毕竟,我们都是有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实际上,这是波特的观点。他认为伦理学应该将共同体的思想从关于人类共同体延伸到将土壤、水域、植物和动物都包括的共同体。人类和生态系统同时存在,共同形成了”全部生物共同体”(entire biological community)。

  第二种观点表明地球不只是一代人的财产;每一代继承它,不应该以一种不可逆转地破坏的方式留给子孙后代。因为人类生活的相互依赖性和我们地球的脆弱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共同体的观点,这个共同体包括了过去的世代、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子孙。除了其成员,全球道德共同体也包括:全球价值观和责任以及全球传统和机构。一个例子就是”人类共同的财产”的概念。

  这个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国际法律上出现以管理共同的物质资源,如海床和外太空,20世纪70年代这个概念得以扩充,包括文化遗产。这已经促成了建设一个新的全球地理标志,表明人类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共同体。文化遗产不再只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代表,而是指人类文化。将一些文化产品定位为世界遗产,则产生一种全球语言,使得丰富多彩的当地文化现象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也需要全球管理。这样的遗产是从全球水平上表达人类身份。这是世界居民追求的一部分,它是世界文化的一种标志。将文化遗产看作世界遗产意味着一项全球文化项目,这个项目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总体以代表人类,确保他们的身份并且激发一种全球团结和责任感的全球共同体。这个将全球共同体创造为道德共同体的过程通过全球生命伦理学领域”共同遗产”概念的运用得到了进一步地加强。首先,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遗传学领域由遗传学研究者倡导,随后到了21世纪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采用了《世界生物伦理和人权宣言》。随着这一普遍框架的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可以宣称代表一种全球范围的道德价值观,和普遍的人权话语紧密相联。它使人类本身被看作是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它意味着高收入国家的居民不再对低收入国家的临床研究行为或器官交易的掩盖表示漠不关心,因为在全球共同体中运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和标准,尽管原则的应用总是根据当地环境和当地居民在修改。

  全球共同体中的成员也进一步利用不断增加的全球制度和运动,例如,无国界医生、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公平交易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我们正在见证着共享价值观的全球共同体的提升。这些价值观是广泛而持续的协商、深思和对话的结果。伦理原则的普遍框架反映了这些价值观,它们会持续地接受挑战、解释,并且受特定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当地背景下共同演绎。这些普遍的和当地的规范框架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会丰富和强化全球生命伦理学。

  9 结语

  笔者阐述并评论了”出口理论”和”发明理论”,这两种理论将全球生命伦理学看作是不好的或无用的。相反,一个更受欢迎的和乐观的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解释得到推进。和波特原始的全球生命伦理学概念背景不同,沿着金里卡的全球伦理学概念的线路,认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是一个由两种层次现象的解释开始出现。从一种抽象的水平看,有一套不同的传统和文化认同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从大的环境水平看,有很多的努力去根据特定宗教和文化传统阐明更多特定的生命伦理学标准。此外,当地文化和传统的特征对普遍的标准的解释和运用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层通过从上至下的交流正在相互作用。全球平台和地方环境共同建立和产生全球生命伦理学。因此,全球生命伦理学是长时间的多边的思想的表达、考虑协商所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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