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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两晋礼学与玄学的互动

    魏晋玄学是对两汉繁琐经学与虚伪名教的反动。在玄学的初始阶段,它与儒学在学术取径、关切主题及学术思维甚至学风方面均呈现出较大的对立性。但是到了东晋,儒学与玄学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了。其中,作为儒学分支与代表的礼学就受到了玄学多方面的影响,这使得两晋礼学呈现出与两汉礼学迥异的个性。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于魏晋玄学与礼学关系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玄礼双修现象,对于礼学的玄学化也有若干关注。例如,唐长孺先生就指出,自两汉至六朝,儒玄双修( 或曰玄礼双修) 成为新的学术风尚,东晋南朝的三礼义疏带有玄学味道。

  这种玄学味道,依照柳诒徵先生的看法就是学者在解读经典时候不像汉儒那样”谨守章句,不事空谈”,而是”遂于儒书亦研核义理,疏析旨趣”。但柳先生并未特别关注礼学上的这一特点。此外,牟润孙先生也认为玄学的形上思维为解读儒家经典带来了新的视角,并特别指出了清谈讲论为儒家经学义疏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不过,以上诸家的研究大多是从玄学立论,只是偶尔论及玄学与经学之关系,并未将礼学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故玄学对于两晋礼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各家并未详论。同时,目前的这些论着也仅注意到玄学对经学( 礼学) 的单方面的影响,而对礼学之于玄学的影响则缺少关注。事实上,两晋礼学不仅对玄学进行全面地接受,同时也对玄学产生着反作用,左右着东晋 玄 学 乃 至 南 朝 玄 学 的走向。

  一 以情释礼: 礼学对玄学重情风尚的接受

  名教与自然之辩是玄学中的一大主题。魏晋名士所谓的名教实际上就是礼教。而”自然”,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或自然情感。张邈《自然好学论》云: “夫喜怒哀乐、爱恶欲惧,人之有也,……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论所云,即自然也。”这种解释虽然有些狭隘,却反映了当时多数玄学名士对”自然”一词的理解。当魏晋玄学名士将”自然”与”名教”相提并论时,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成了探讨礼与情的关系问题了。

  无论是王弼、何晏以老庄之学来讲孔子而论证名教出于自然,还是嵇康、阮籍等人借老庄之学来反对儒家之礼,从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尽管都有孔孟人伦的哲学底蕴在,也未必就真的要反对礼仪制度本身,但这些名士在思想表达时却往往偏向情的一端,从而出现重情 取 向 或 做 出 违 礼 任 情之举。依魏晋名士之言论来看,提倡自然即是要重视真人情、真人性的表达。这本来也是礼所应当遵循之事。但是礼也有对人情制约的一面。而且,从西汉以来,礼家论礼多发挥的是礼节制人情的一面,对于礼制导情、泄情的功能则鲜有提及。所以在魏晋名士眼中,礼突显出来的恰恰是窒情的一面。

  嵇康指出: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嵇康所谓”六经”,实际上指的是礼。因为六经都不同程度地强调礼制对人情的制约、规范作用。清代皮锡瑞对此早有详论。 嵇康这种情礼对立的观点在当时名士中是极有代表性的,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为众多名士所认同并朝极端化发展。不管是类如为亲守丧的制度,还是诸如委屈周旋等曲礼,在魏晋玄学名士眼中几乎一概被视为不合于情者。陈寅恪先生云: “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陈先生所论正是基于魏晋间玄学之士表现出来的浓重的违礼任情的种种言行。

  两晋礼家释礼重”情”,其中的”情”当然并不是完全是人情、性情之”情”,也有”时情”之意,但是,在具体分析两晋礼家对于礼例的探讨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丧服问题中的”疑斯从重”原则的确立,还是对于异姓养子承祧权的认可,人情、亲情已经在释礼中占有了相当重的分量。而两晋礼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情”,与玄学中一直以来有关的名教与自然的论辩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重情倾向是有极大关系的。两晋礼家对于古礼的研讨实际上可以视为对玄学中自然与名教之争的回应。甚至,在这个意义上讲,两晋礼家在名教之内开辟了一块玄学论辩的空间。他们以情释礼的研究取向虽然使得不少古礼面目全非而备受后代一些礼家的批评,比如关于养子祭祀养父的问题,然而这种取向却符合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互动的文化演进规律,故而其本身能够蕴含着较大的活力而彰显两晋礼学的价值。这又为后代一些文化视野较为开阔的思想家及礼家———如朱熹及沈垚等人所认可。

  二 重义理、尚博通的礼学品格的形成

  就两晋学者研讨礼学的方法与形式而言,玄学对两晋礼学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魏晋玄学主题的形成固然为汉末礼教之虚伪所激发,而魏晋玄学同样也对两汉经学之繁琐考据以及固守门户之见的狭隘学风予以了否定。重义理、尚博通成为魏晋玄学之士在研究玄学中的学术品格。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经较有深入的研究,也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汤用彤先生曾撰文阐述了汉末章句之学的繁琐促使魏晋之际的”地主知识分子不得不另寻更有效的武器”。汤一介先生也指出,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并指出”相对于汉代经学说,它对人们起着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而汪文学先生则直接指出: “魏晋学者治学,不为章句,以探求义理为本,以构建本体之学为旨归( 包括玄学本体、人格本体、文学本体) ,重视创新求异,是一种思辨性的学术方法。”玄学的这一学术品格对两晋,尤其是江左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东晋南北学风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这可从《世说新语·文学》中褚少野归纳的”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及孙氏所总结的”南人学问,精通简要”中明其大略。有学者认为北学之所以”渊综广博”主要是因为北方经师因袭汉学,经学中未曾受到玄学的影响。南学( 江左) 则不同,经学已经濡染上了玄学之风。如刘起釪先生就指出: “北朝承东汉古文经学,南朝则行魏晋玄学。其区别则在于南朝魏晋经学曾受玄学影响,北朝则绝不言玄。”作为经学中的重要一支,两晋礼学也受到了玄学学风的影响。从《隋书·经籍志》所载两晋礼学书目及现存两晋礼家之轶文来看,晋代礼家单纯以汉代经师的治学方法,即重考据与训诂,去研究礼学的论着非常少,而多属对礼义的阐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两晋礼家论礼时也有考证的功夫在。不过,他们所做的考据功夫实在不能与两汉经师,尤其是汉学末流之繁琐考据者同日而语。而且,即便是对于礼仪制度的考证,两晋礼家也显示出了较为开阔的经学视野。他们对于制度仪文的考订虽以”三礼”为基本却也旁搜先秦各类经史典籍,甚至两汉”故事”也进入他们的视域之内,从而显示出与两汉经学研究大异其趣的学术风格。

  三 议礼: 礼学对于玄学清谈形式的效仿

  有学者关注到了南朝经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多以”讲”、”谈”形式呈现,并认为这是受到玄学的影响所致。事实上,这种影响早在东晋礼学中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受到玄学清谈形式的影响,议礼成为了在朝及在野礼家研治礼学的一种主要形式。两晋礼家多热衷于议礼,他们对于礼学问题的研究常采取坐而论道、驳难对问等形式进行。在《隋书·经籍志》所录两晋礼学书目中,从篇名就可以看出不少着作是根据讨论、辩论整理而成的,或是采取虚拟的甲乙问对形式结构全篇的。此外,清人马国翰所辑晋人论礼着作中,全以问难或设甲乙问对形式进行礼学研究的论着也有六部: 干宝《后养议》、范宁《礼杂问》、吴商《杂礼议》、徐广《礼论答问》及刘智《丧服释疑》、蔡谟《蔡氏丧服谱》。至于非专门论礼之作却以问对形式研讨礼学疑义者,在两晋着述中也较为多见。

  如葛洪《抱朴子外篇》就有多篇以问对形式探讨礼法之事。再如袁准《正论》、《正书》,仅从严可均所辑之轶文来看,其以甲乙问对形式广泛讨论礼制、礼学问题者就占有较大篇幅。在关注玄学清谈对于礼学的影响之时,也应注意到,透过众多礼家之间的对问及其论着中虚设甲乙问对的议礼形式,可以看出两晋礼家对于礼学义理阐发的兴趣。这种方式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兴趣是否可以看做是乐广”名教内自有乐地”的注脚呢? 或者说在一些较为务实的两晋人眼里,礼学是不是也已经成为他们清谈的一项内容了呢? 顺着这一思路往下走,我们就很容易体味到礼学对于玄学的微妙影响了。

  四 玄礼双修: 礼学对玄学末流虚浮学风的矫正

  两晋礼家热衷于阐发古礼义理,并以清谈的形式对古礼今制进行高谈阔论,可视为对当时玄学主题———名教与自然关系论争的自觉回应,同时考虑到礼家中多为玄学家,故此种行为也体现出了议礼者对两晋玄学末流虚浮学风进行矫正的意图。这可视为礼学在两晋时期对于玄学的逆袭。西晋玄学以虚浮为尚既如上所述,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东晋以后这种风气就更其彻底了。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玄学自此也有一端开始与礼学相合流。学术界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东晋玄佛合流之所以发生,是东晋名士对玄学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所致。

  这种观点其实值得推敲。随着玄学中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讨论的深入,以及渡江后玄学名流对于元康学风的深痛反思,不少玄学名士意识到玄学虚浮之言不仅无益于天下苍生,甚至还对王朝政权的安定带来危害,故而不同程度地转向了务实之学。人们对于玄学信仰动摇的结果并非是向玄佛合流,而是向着玄礼合流发展。东晋不少玄学家开始在玄学的躯壳内填充儒家的名教思想。例如东晋着名的玄学家袁宏就对名教的社会作用予以了高度重视和肯定。他提出了”礼备者德成,礼顺者情泰”的观点,在他看来,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礼法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如此,田余庆先生在论及东晋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时就指出: “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的治平之说,在两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重各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 别 敬 重 名 望 虽 高 但 是 不 经 世 务 的 玄 学 名士。”一方面这个时期的主政者,如王导、庾亮、何充、谢安等人,对于玄学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甚至还多有过挥麈而谈的经历;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并未迷恋于此,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了政治家陷于玄学清谈之中的危害。

  其他不少游走于政治边缘的玄学之士也希冀以礼学的探究及礼制的重建来消除玄学末流所带给晋代的无序状态。这些人即后世所谓的玄礼双修之士。田余庆先生将玄礼双修的现象归之于门阀制度使然。这当然是有依据的。不过,维护家族之兴盛固然需以礼齐家,但两晋之士也多有从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去认识礼的重要性。寒门出身的礼法之士葛洪以及力主建新庙、考求明堂之制的范宁等人就是至为明显的例子。葛洪斥责东晋清谈家”诬引老庄”、毁弃礼制,扰乱纲常; 范宁则将中原倾覆、儒教蒙尘以及玄学虚浮全归罪于魏末之王弼与何晏,认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同时强调礼为国之干而序民人的巨大作用。

  他们均从纲维国家的角度大力推崇礼制,并以礼制力矫玄学虚浮之流弊。综上所论,两晋礼学”以情释礼”的阐释取向的确立,重义理、尚博通的礼学个性的形成,甚至以议礼方式研治礼学均是玄学影响所致。这种”以情释礼”的取向及重义理尚博通的礼学个性因其具有较强的经典与社会的互动性,而一直为此后的礼学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礼制变革的思想源泉。由于在对西晋的灭亡及魏晋玄学的反思中,两晋玄学之士与礼家均认识到早期玄学所存在的虚浮不务实之弊端,两晋学者尤其是东晋学者中出现了大量的玄礼双修之士,他们在个人的行为方式上遵从礼教的规范,而在思想意识上则自觉地认同礼制的价值并努力将玄虚的学问拉回到关注人伦日常之中来。

  总的来看,玄学发展至东晋已经出现了分化,一支继续往虚浮玄奥发展,结果是玄佛合流,另一支则是受到礼学本身所固有的务实学风的影响,而最终走向了玄礼合流,推动着南朝玄学向儒学的回归。如果不了解东晋礼学对于玄学的这种作用,那么对于南朝及之后玄学的蜕化而儒学的兴起这一过程将无法做出符合学理的解释。可以讲,正是得益于两晋时期玄学与礼学的互动,六朝礼学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而南朝儒学也才能得以真正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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