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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王权与早期城市的兴起

  

  学界对城市起源的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需赘述。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产生的最根本动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大分工出现,特别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推动了中国早期城市的产生。但是第二次社会分工与城市起源并非简单的互为因果关系,中国城市的产生要早于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的第二次大分工,且促进了城乡分工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为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由于农业革命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分化,人类的居住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无城市时代向城市时代变迁。但是只有分散的社会要素仍然不能形成城市,必须有一种聚合力将分散的社会要素集中起来,城市才得以产生。而王权便是聚合各种社会要素的直接动力,正是王权将农村中各种分散的社会要素聚合起来,并且用 “城市”这样一种新型的 “聚落”形式表现出来,城市便成为王权控制下的一种政治实体。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 “在城市的聚合过程中,国王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殿和庙宇的控制之下”。

  具体来说,王权对早期城市兴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早期城市大都基于以王权为核心的统治者为了政治、军事等目的而设立与修筑。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为了保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加强对所辖居民的统治,需要修筑坚固的城堡,以防御外敌侵略和内部的反抗,即所谓 “筑城以卫君”。

  从目前发现的早期古城来看,基本上都是地方政权的都城,即围绕王权而建立的早期城市,这些早期城市都是以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为主。如近年新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的石峁古城,面积约 425 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早期古城。石峁城址 “由皇城台、内城、外城 3 部分构成。其中皇城台是四周砌筑层阶状护坡的台城;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沿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外城则依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区域”。

  有考古学家认为石峁古城极有可能为黄帝时期的都城昆仑城。我们认为现在还无证据说明石峁古城就是昆仑城,但从它的规划布局和建筑来看,无疑是一座早期的王城。中国早期城市大都是为了御敌和保护统治者而建,相关的记载较多: “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禹始也”。

  《淮南子·原道训》亦载: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这与 “城”的最初含义相符合: “城,以盛民也”,”城也,盛也。盛受国都也”。其次,早期城市的修筑离不开王权来聚集各种资源。早期城市相比原始村落,规模大得多,而且构筑多是由 “城墙”及内部宫殿等建筑构成的庞大物质实体,城市的规划、建设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需要较为细致的社会分工和统一调配才能够完成,而分散的部落或部族没有能力整合这些资源并进行社会分工,只有依赖王权所拥有的权威和 “聚合力”才能实现。

  王权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以武力为基础形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 “王权支配社会”, “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分配,社会经济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辊辑讹。王权———国家力量在经济财政方面对所属资源拥有最大支配权力,古人对此高度概括为: “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辊輰讹。由于王权在政治、经济、司法方面拥有最高权力,必然可以凝聚巨大的能量。因此,掌握全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君主只要 “灵机一动”, “就可能化作全社会、全民族的统一行动”辊輱讹。

  ”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缚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像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成城台、宝塔、祭台、庙宇、宫殿、金字塔”辊輲讹。因而,城市作为伟大的发明,作为复杂的社会机构和体系,只有在王权的作用下才能建立和发展。在早期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低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座城市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力,而将分散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并加以合理的分工、调配和使用,都需要权威力量和相应的机构来组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权威力量只能来自于王权。如石峁古城面积超 400 万平方米,其工程量非常巨大。

  石峁古城所在地位于 “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地貌以黄土梁筛、剥蚀山丘、沙漠滩地为主”辊辏讹。筑城所需要的石头不是城址所在地就能直接获取,而是需要从远处的山上开采并搬运过来,这样,必须集合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那么,什么力量才能够从四面八方征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当数量庞大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后,如何对他们进行合理的分工和有效的管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每天的吃、住、行等需要进行合理的安排,要有完备的后勤保障。这一切都不是组织松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能够完成的,只有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力量,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并实行了层级管理,才能聚集资源并有效地发挥资源集合的作用。

  据相关研究,目前中国所发现的百余座早期古城,基本上都是王城、都城。大量历史资料都表明,中国早期城市的兴建,是国家建立和政权统一的政治需求,因而所有的城市建设都是在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力量组织下进行的,如周朝时周公便强制调动国内诸侯及臣民来修建都城辊輴讹。春秋战国以后的城市更是王权———国家力量的产物,无论各国都城还是郡县城市,无论是 “量地以制邑”,还是”度地以居民”,都是在王权的统一的调控下兴建辊輵讹。秦统一中国后,王权更是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几乎所有的城市均是在王权的掌控下规划、修筑。

  秦都咸阳系公元前 350 年秦孝公所建,其后规模不断扩大,秦始皇在咸阳建立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并将六国宫殿按原样在咸阳北原重建,故而咸阳成为规模庞大的都城。汉代建立后,长安由一个村落建设成为都城也是王权意志的结果,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惠帝都曾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增筑长安城,据载: “惠帝元年,增筑之 (长安)。正月,发近长安六百里男女一十四万六千人,三十日罢。六月,发徙奴隶二万人常役。又五年,复发十四万五千人,三十日罢”。辊輶讹 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组织的渐趋完备,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更加强大,王权———国家力量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更是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 582 年,隋文帝以 “十余万民夫”来修建大兴城,直到 613 年才完工,耗时 31年辊輷讹。其后修建东都洛阳动员的人数更多,据 《隋书·食货志》记载: “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辇輮讹。从春秋战国,历经秦汉魏晋上千年的战争破坏和大规模的兴建城市,中原地区的森林早已砍伐殆尽,因而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所建宫室所需 “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 (今江西)采来。二千人曳一柱,……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 “辇辑讹。

  如此大规模 的 运 输 ,除 了 王权——国家力量外,是难以办到的。王权———国家力量不仅可以动员民间力量为建设劳役,而且还可以调遣军队,让军队参与筑城,不仅是修筑军事城市,而且也参与修筑一般城市和相关建筑。如明太祖分封各子,必先到分封之地筑城或修建王府。当时晋王府相曹兴上书请求在太原古城修建晋王府, “请以兵民参之,王府鼓手欲选民间少壮,虑为动扰,宜于太原汉军内充选”。明太祖回道: “兴言筑城之役,宜令民计田每顷出一夫,参以太原、平阳、潞州诸卫军士”辇輰讹。中国古代都城及地方城市的建设,充分说明了由王权主导的国家力量对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有极大的控制能力,在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第三,在古代,城市的政治行政地位是城市发展快慢和城市规模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就建立了等级明确而严格的社会秩序,以等级制为核心内容的礼制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礼法关系,并极力维护以王权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城市作为统治中心也为礼制所规定,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爵之城方七里,侯爵、伯爵之城方五里,子爵之城方三里。礼制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地位在秦以后转化为城市的政治行政等级,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的行政等级划分虽然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城市的政治行政地位对于城市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 “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辇輱讹。

  城市的规模大小和发展速度的快慢与城市的行政等级地位成正比,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发展越快,而城市行政地位较低的城市发展相对较慢。比如历代的都城都是发展最快的城市,这是因为都城作为王权的的物化所在———皇帝及上层统治者的所在地,因而统治者可以动员国家力量来修筑都城,聚集人口,聚集商业和手工业。在各地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的统治者作为王权的代表可以通过政治、军事等力量来聚合各种资源,进而使不同层级的城市得到不同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代每一时期的都城都是同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

  中国古代每个都城都是同一时期规模巨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庞大,远超地方城市,这是因为都城的建立是为了加强王权及聚合地方资源,历代王朝君王在定都之后,几乎无不使用国家力量,用强制的方式来聚集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使都城得以快速发展。如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即运用国家力量,强制性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辇輲讹。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也是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洛阳的建设, “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 “……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豪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辇辏讹。

  明朝永乐年间,明廷迁都北京,明王朝曾先后两次以国家的力量强制性向北京移民。永乐元年八月,”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永乐二年九月丁卯, “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辇輴讹 都城建设在历朝历代都是国之大事,这不仅是一个聚落建设的问题,而且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联系,正是由于都城作为行政等级体系的核心,因而在规模及财富上必须与其行政等级相一致,以凸显王权的至高无上,所以,动员国家力量来建设都城是历代王朝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古代城市自诞生起便具有政治性质,城市是 “王权”的物化实体,是 “政治权力中心,是统治者加强其政治权力的手段”辇輵讹 。在中国古代部分时段,曾在个别都城出现有 “卫星城”,如汉代长安周边就相继建立有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等县城,并迁移富户到这些陵邑居住,这些陵邑城相继发展成为规模相对较大的卫星城。在王权直接作用下而形成的陵邑城既可拱卫都城,又便于君主就近控制贵族和地方豪强。高祖九年,刘邦下令在关中长陵附近设置长陵县邑,将关东 2000 余名达官贵族以及富豪和家眷迁徒至此居住,伺奉长陵。其后,惠帝、景帝相继效仿修筑安陵邑、阳陵邑;武帝元朔二年夏, “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辇輶讹。

  晋朝都城建康周边也建有卫星城,先后设置了琅琊、淮南、广州、高阳、堂邑、南东海、南兰陵、南东平等 9 个侨郡辇輷讹。总的说来,由于王权的建立和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以都城为顶端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而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又对于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建立,城市成为中央王朝加强统治的层级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大一统时期,还是在短暂的分裂时期,城市行政层级体系始终都得以保存并发挥作用,这对国家的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既是王权的体现,又是古代君主加强王权,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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