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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之洞的日本认识

  张之洞作为晚清时期的资深政治家,先后担任过湖广总督、商务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他的对内改革思想与对外认识曾一度左右晚清政局。其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向对外扩张的侵略之路,并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清国,改变了东亚的局势。重要的是,甲午战争也深深地影响了张之洞的日本认识,然而,由于张之洞与日本的复杂关系,学界对张之洞的对日态度问题争论不休,看法大相径庭。本文将从甲午战前、甲午战中和甲午战后三个阶段,探讨张之洞的日本认识。

  一、甲午战前的”联日拒俄”主张

  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英、法、俄、日等国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尤其是沙俄。对待这一问题,当时的张之洞既不是封疆大吏,也不是军机大臣,但清流党人的爱国情怀,却使他坚决反对和批判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投降活动,主张通过各种渠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879年10月,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之下,未得到清政府的任何允许,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条约签订后,举国舆论大哗,然崇厚的丧权辱国行为却受到李鸿章的袒护。在此情况下,时为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的张之洞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商议,在光绪五年十二月(1880年1月)上《熟权俄约利害折》和《评筹边计折》。在前折中,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在后一”筹边”折中,他提出”练兵”、”筹饷”和”用人”三策,并在《熟权俄约利害折》的最后写道:”俄人已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卫藏,胁朝鲜,不以今日扞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难发现,张之洞已深刻意识到沙俄在中国北疆的危害更大于海上之患,所以,他的奏疏引起朝野上下的共鸣。最后,清政府拒绝批准《交收伊犁条约》。之后的一月之内,张之洞又连上《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俄事机可乘善筹抵制折》、《会议未尽事宜片》、《请饬疆臣详筹该约片》、《酌改国书字样片》、《敬陈经权二策折》等折,提出备战以御侮。

  关键的是,在清朝处理中俄新疆问题的期间,日本还于1871年出兵琉球,将其划为由日本外务省管辖的”琉球藩”,强迫琉球国王终止与清国的朝贡关系。当时,清王朝内部就有”防俄”与”防日”孰轻孰重的争论,李鸿章等人将重心放在对日方面,而张之洞始终认为俄国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力主防俄,并提出”联日拒俄”的主张。在《谨陈海防事宜折》中,他认为:”日本宜连和以伐其交。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但得彼国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因而,在对待日本出兵琉球的问题上,张之洞视为微小的边患,认为,日本所作所为只不过因”商务”之事而起,其并无侵略中国之意,中国不应与日本发生争端,故”联日”才是上策。他在《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中写道:”所云联日本者,专指商务。且必可允者方允,与球事无涉也。既允商务,则必与之立约。中俄有衅,彼不得助俄为寇济饷屯兵,非无故而曲徇其请也。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泰西诸族麇集,中华加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这意味着,张之洞一直把沙俄看作中国的心腹大患,日本的需求可以”商贸”利益诱之,将中国给予西方诸国的商务权利,也同样分给日本,日本满足需求后必然停手,即便是日本兴兵挑衅,量其国力兵力,也不足为惧,所以,在张之洞看来,”联日抗俄”的主张实为上上之策,诚如有学者所言:”(张之洞)主张在琉球与商务问题上多让于日本……这一策略完全与李鸿章等人的联俄拒日方案相反,虽没有被采用,张却因为位卑言高获得朝廷的赏识。”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张之洞对日本的认识延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对日认识,将其视为”以夷制夷”对外战略的”棋子”,轻视日本的思想在张之洞的对外认识中占重要地位,换言之,即”陆防”重于”海防”。后来,张之洞虽在《台防重要敬举人才片》中有”督促朝廷加强台湾的防务”、”不可过于轻视日本”等主张,但并未改变张之洞对日本的轻视、蔑视的态度。

  二、甲午战争中的对日策略

  1894年7月25日,日本突袭清国运兵船,丰岛海战爆发,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当时,张之洞已升为湖广总督,但因战局的变化,清政府将两江总督刘坤一调至辽东战场,主持军务事务,同时,还调张之洞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署理两江与南洋事务。然而,由于张之洞并未直接参与甲午战争,他仅是作为地方大臣奉命维护东南地区的后方安全,从而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正因为之前张之洞对日本的轻视,使他意识到日本必败。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改变了他对日本的认识。透过甲午战争来间接考察张之洞的对日认识,似乎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虽然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张之洞关注不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歧也不少。一种观点认为,张之洞是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在甲午战争中布置江南防务与筹措饷械、提出”联英伐倭”的计划、谏阻中日和议、阻止割让台湾等言论、行动,均是出自于他的爱国情怀,其所作所为应值得肯定与赞扬。冯天瑜的《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黎仁凯的《甲午战争时期张之洞的保台活动》以及田锡富的《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等文章最具代表性。然而,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指出,张之洞作为后方最重要封疆大吏却未能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战争中他未曾支援前线的作战军队,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他的保台计划和实践也因个人声誉和仕途为转移。所以,在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官员,这对战争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很难说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这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张之洞力主抵抗,坚决反对妥协退让,并密切关注战局以及皇帝、太后、中枢大臣对战争的意见。无论是担任湖广总督,还是署理两江总督,他全都积极筹划当地防务,”照得倭人启衅,奉旨筹备江防,所有湖北水陆各防营,从前曾经通饬挑补精壮足额,不准一名短缺,并练成劲旅在案……现值江防吃紧,亟应饬照营制定数,将营内勇丁汰弱补强,募足人数,督饬认真操练……”,同时,还积极为前线筹兵、筹饷、筹械、筹款,这些举动应给予肯定。然而,在战争期间另一些举动也让人难以理解。第一,清政府令南洋舰队北上援助,张之洞却以”管带不得力,炮手不精练,不过徒供一击”为理由拒绝。第二,张之洞扣留朝廷从外洋购买的军火于两江,引起朝廷的强烈不满,受到严斥后才将军火北运至前线。这意味着,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虽积极备战,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但却是将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一致对外的背后却私心作祟,所以,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的矛盾举动便不难理解了,诚如有学者所言:”从中日战争的结果来看,地方督抚之间、地方与清廷的备战交往是失败的。刘坤一和张之洞以自身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大局为底线,做了不太成功的备战交往……他们尽可能为自己争取利益而矛盾迭出。”

  这意味着,因为甲午战争,张之洞对日本的态度从之前的”轻视”一变为”敌视”,并从”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出发,在中国败局已定、合约即将签订之时,提出”联英德俄而抗日”的主张。”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种种显然利害,中外诸臣必已恳切陈奏,无待洞渎陈……惟有速向英、俄、德诸国力恳切商,优予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谢,绝不吝惜。无论英俄德酬谢若何,其在中国较远,总较倭患为轻。”甚至不惜向各国许以重利(包括割让领土)而遏制日本,”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胁倭,使之速即罢兵。”对此,有学者评价道:”张之洞的政策则嫌过于呆板,重利饵诱亦可能造成偷鸡蚀米,弄巧反拙……就张之洞随便主张割让领土一点来看,他不了解在近代国家观念上领土的重要性。”虽然,张之洞的做法可能有不符合近代国家的外交原则,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更从中凸显出其对日本的仇视心态,改变了张之洞之前对日本的轻视态度。

  三、甲午战后的”亲日”取向

  如果说,战前的”轻视日本”和战争中的”敌视日本”,尚可凸显出作为传统士大夫形象的张之洞对日认识,但对甲午战后的张之洞而言,彻底改变了他对日本的看法,已不仅仅是外交层面的”以夷制夷”,而是全面向日本学习,取长补短。

  毋庸置疑,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实是前所未有,自信心丧失殆尽,”变法自强”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话题和基本共识。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中所言:”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在《劝学篇》中,张之洞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主张。其中,日本成为张之洞效法的对象之一,而这一认识恰是张之洞深思熟虑的结果,与他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了解有着重要关联。在张之洞看来,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由于二者间文化的共通性,使中国向日本学习更为容易。正因如此,张之洞把日本作为中国人留学的最佳可选国家之一,”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故他得出结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东洋诸国:”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在鼓励对外”游学”的同时,张之洞还主张大量翻译西学书籍,而翻译西书的便捷途径也是取法如本。日本明治维新之时,各种西学之要书,皆有翻译,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则力省效速。因而,翻译日本之书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重要的是,张之洞以上”取法日本”的主张并不停留在构想上,而是积极富于实践之中,通过日本在中国的领事告诸日本政府或军方,这些原始资料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学者通过对日本外务省档案的整理,发现张之洞有一个与日本非常庞大的合作计划,包括:派游学、改造旧式军队、兴办军用民用实业等等,当张之洞的计划传入日本之后,引起日本外务省官员的极大关注。”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以及外务次官均在该密件上作了签注,并标为’要件’。政务局长内田康哉以及主管通商局林姓均有签章或署名,并以红笔添写’写一道机密向参谋总长转达’。为了实现这一酝酿已久的计划,张之洞还曾派员对日本考察联络。”同时,张之洞的”联日举动”并未因戊戌变法而终止,并在”庚子事变”达到另一高潮,进一步折射出张之洞”亲日”的价值取向。

  四、结 语

  透过张之洞对日认识的变化,凸显出甲午战后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日本的新认识。虽然,张之洞意图效法日本而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动机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联日”过程中日本暗藏侵略野心,而张之洞又私心作祟,进而使张之洞的对日认识及联日行动更加复杂化,尤其是张之洞对日本的过度”美化”、不尊朝廷而私下与日本交易、甚至煞费苦心地将其孙张厚琨送往日本留学等作法,曾一度引人诟病。对此,有学者专门指出:”张之洞原来是一个首鼠两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而没有一定政见的人。在康、梁主张变法,博得光绪倚任时,他也要挤进去凑热闹,六君子中的杨锐,就是他保举的。及那拉氏训政后,他又恐怕牵入旋涡,连夜与其党徒梁鼎芬粗制滥造,着成一部《劝学篇》,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种陈腐烂调,奏上那拉氏,以表示自己与康、梁不同。”由此可知,甲午战争虽改变了张之洞对日本的认识,但其”联日”动机与做法,很难以”非黑即白”的历史价值予以评价,从而凸显出张之洞对日认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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